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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律思想文化阐释的新努力新收获

来源:智慧普法平台 发布时间:2021-02-13 20:10 浏览次数:

94岁高龄的资深法史学者杨鹤皋先生所著《春秋战国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一书,将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法律史学界一件值得关注和庆贺的盛事,是先秦法律思想文化整理阐释工程的又一新收获。

杨先生是中国政法大学资深教授,作为法律思想史学科带头人,杨先生长期主持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思想史教学及研究生指导,也参与了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创建(1979年创建的新时期首个全国性一级法学社团,比中国法学会早一年),并出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及首任秘书长。改革开放后由司法部主持编写的第一部《中国法律思想史》统编教材,就是在张国华、杨鹤皋先生主持下集体完成的。在过去数十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杨先生倾力探究中国法律思想的特征、传统和规律,先后著有《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等20余种,在法律史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也产生重要影响。

先秦法律思想是杨先生长期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早在1990年,杨先生就著成了《先秦法律思想史》一书,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杨先生又著成了《春秋战国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在陈鹏生先生引介下,在台北正式出版发行。此后20年间,杨先生虽已离休,虽离开教学岗位,但仍坚持学术研究,笔耕不辍,常有著述问世。这本《春秋战国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就是杨先生在前述两部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完善的结果。2018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六十六周年校庆之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拟推出“资深学者文库”系列配合校庆,杨先生以《杨鹤皋法律史文集》(上、中、下三卷)入选这一文库。《春秋战国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正是作为《杨鹤皋法律史文集》上卷先行推出的。

杨先生的这部书,是对先秦法律思想梳理阐述的新努力,也有很多新收获。

首先,杨先生将全书分为绪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改革与变法运动、儒家的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墨家的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道家的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法家的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阴阳家杂家的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等七编,旨在高屋建瓴地把握先秦法律思想文化的宏观发展传承脉络。这种梳理阐释架构的特别创意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春秋战国时期变法改革运动与各家法律思想结合起来考察,避免了过去将两者分置于法制史和思想史框架下孤立考察的局限。另一方面,就先秦各家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意义做了特别考察,从纯粹的思想史分析升华到了文化史分析,特别揭示了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论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法家的依法治国论、文化专制论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等等。在所有关于先秦法律思想文化的研究中,这是一种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新试探。

其次,本书更为全面地梳理了儒、墨、道、法、阴阳、杂各家法律思想。仅春秋战国五个半世纪的法律思想,杨先生就用了40万字左右的篇幅进行探究,广泛深入地梳理分析了先秦历史文献记载所及的所有人物关于法律问题的思想轨迹,是所有先秦法律思想文化研究中最细致、全面且相当深入的一部著作。关于儒家,杨先生全面梳理分析了孔、孟、荀及所有儒家学派的法律思想。关于法家,杨先生探源溯流地总结阐发了从管仲、子产、邓析、李悝、吴起到商鞅、慎到、韩非、李斯的全部法律思想发展轨迹。对其他各家法律思想的总结分析也尽可能系统全面,减少遗漏。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先秦法律思想的内容和水准,是有重要帮助意义的。

第三,以先秦时代最有时代属性的典型政治法律问题为线索,总结梳理和阐释各家法律思想,而不是仅仅以人物为线索来叙述思想。例如本书第三编关于儒家法律思想的研究,杨先生在用了两章进行综述概论之后,竟以八章近100页(约7万余字)的巨大篇幅,分别对儒家关于王道仁政说、自然法观、维护君权论、礼治论、德治论、人治论、法刑关系论、轻徭薄赋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法律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这跟很多教材或著作惯于以列举代表性人物法律思想的体例是大不一样的。关于墨家、道家、法家,都是这种阐释体例,很有别开生面感。关于墨家,杨先生梳理阐释了墨家的兼爱与功利价值论、尚同与法律起源论、尚贤与公职任用论、天志与自然法论、法与赏罚论、非礼非乐论、经济立法论等多方面的法律思想。关于道家,杨先生梳理阐释了道家的自然法思想、无为而治论、摒弃仁义礼乐论、绝圣弃智论、摈弃人定法论、自由论、理想社会论等多方面的法律思想。关于法家,杨先生梳理阐释了法家的法律起源论、变法论、以法治国论、赏刑论、重刑论、势治论、术治论、农战论、法教论等多方面的法律思想。

这些梳理,让我们更注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所关注的核心法律问题以及各自的核心主张,更注意他们的思想与所处时代的对应关系,注意他们的思想内容的轻重缓急和取舍选择,注意各家各派内部不同人物之间的思想连续性和传承性,这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新探索。

这本书代表了杨先生长盛不衰的学术青春。当然,代表杨先生学术青春绽放状态的,不仅仅是这本书,2011年,杨先生出版了160余万字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该书系杨先生在已经出版的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四部法律思想史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续写近现代法律思想部分,花了前后十余年时间艰辛完成的。由于杨先生写作都是用传统纸笔,由于杨先生年高无力上网或到图书馆查核引文资料,故全部160余万字书稿的录入、校对、勘误、史料查核、注释完善、体例统一、数据核对工作,均由我和我的研究生团队、助理等,共15人先后耗时3年才得以完成,也得到了湘潭大学教授张全民在通审勘误方面的重要帮助。

这本书出版,先后列入了“湖南省十二五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1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支持计划。出版后,又于2012年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该奖项是与“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并列的三大最高出版奖项之一,三年一届,每届正式获奖图书全国不过50余种。杨先生所获此奖项,亦为法律史学界殊荣。

杨先生1927年8月生于湖南长沙郊区,1947年在长沙明德中学参加中共中原局城工科驻长沙地下组织,曾任长沙市学联副主席。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被安排到校图书馆做图书整理、修缮、勘订工作长达22年。在这22年的图书管理生涯里,杨先生不惧生活艰辛,每日青灯古卷,常常夜以继日,遍览目之所及的无数古籍,为后来究通五千年中国法律思想轨迹脉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愿杨先生学术青春永驻,并续创期颐著书传奇!(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范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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